蒋立峰:关于琉球及琉球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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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在《日本学刊》2023年第6期发表《琉球·冲绳地位补论(上篇)》(全文约3.5万字)。

蒋立峰认为,“琉球”原为指称东海外沿系列岛屿的模糊概念,琉球群岛北部的大隅诸岛和土噶喇列岛在12世纪后期大部归入日本势力范围后,自14世纪末开始形成琉球三十六岛的格局,至17世纪中期成为明确清晰的地理概念。另据考古发现,琉球人乃独自生成育化发展(有南方及大陆影响),“日琉同祖论”不能成立。

(一)琉球地域的演变与确定

琉球乃由中国东海东沿、由北向南绵延1200余公里的众多岛屿组成。《隋书·东夷传·流求国》记曰:“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607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此乃中国正史关于琉球的最早记录。其中,倭使即小野妹子,所记布甲事说明“流求”乃琉球无疑。而且,倭使明确判断此布甲为“邪久国人所用”,则朱宽所至之流求不见得是流求本岛(古亦称“大流求岛”),很可能是更远于流求本岛的“邪久国”。而“邪久国”是日本史书所称之“掖玖”“夜久”“夜句”国,今日本鹿儿岛县大隅半岛之南的屋久岛是也。既然小野妹子将“邪久国”称之为“夷”,则说明当时邪久国即屋久岛不属日本而自立。

但是,《隋书》之前各史书未明记琉球,而是否以其他之名记载琉球之事尚需研究。例如,《后汉书·东夷传》记曰:“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而《南史·夷貊传》记曰:“又(倭国)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这与《隋书》所记流求人两军对垒和解后,“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流求“南境风俗少异,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似不无联系。所以,从地理方位、生活习俗方面讲,裸国、黑齿国、海人等与流求有无交集,尚需思考。

关于这一问题,江户时代政治家、历史学家新井白石将掖久岛、多禰岛混同于“流求”,又将“流求”视为“古南倭”,皆为模糊事实,以宣扬日本自古以来之宏远势力。显而易见,若将“流求”视为“古南倭”,其实古倭王国只有大和吉野一片地方,则近畿以南土地是否更应称为“古南倭”?琉球与倭国本各自发展,日本九州、四国及附近岛屿是否亦可称“古北琉”?此后,新井白石又将琉球称为“南藩”,更是直接将琉球视为日本的属地。受其影响,致力于宣扬琉球为“皇国藩屏”的日本“史学家”日益增多。

继朱宽之事后,《隋书·东夷传·流求国》又记陈稜浮海击流求之事:“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对此事,《隋书·陈稜传》另有记曰:“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虏男女数千而归。”在此需指出,为契合文中“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其第五册《隋·淮南江表诸郡图》除标“流求”于台湾外,还特意标“高华屿”于澎湖群岛的花屿,标“鼊屿”于澎湖群岛的吉贝屿。因现今粤东潮州当时为义安郡,编者为应对上述记述,便造出澎湖群岛的“高华屿”和“鼊屿”,并将台湾视为“流求”。岂知该时东阳郡(今浙江东阳、金华一带)与义安郡图直距(地图直线距离)为700公里,陈稜率万余兵南向行军上千公里去“泛海击流求国”,难以想象。其实,该时在东阳与会稽(今浙江绍兴)之间即有一地名为义安(后于1172年置义安县,1174年废县为枫桥镇),距东阳和钱塘江各六七十公里。所以,陈稜率东阳兵北经义安,从钱塘入海,过“高华屿”(钓鱼岛)、“鼊屿”(古米岛),进入“流求”(琉球),乃可理解之军事路线。故“流求”即琉球,硬将“流求”当作台湾,并在澎湖造出“高华屿”和“鼊屿”,似有牵强附会之嫌。上述二种记录中,虽然航琉日期矛盾,但路径相同。陈稜率大队人马,跨海远征,风波难料,方位不清,驶过复折回,故而“月余而至”也有可能,而且此“月余”似应包括筹备粮草时日在内。清代册封使汪楫《使琉球杂录》即记曰:“(琉球)浮大海中,平衍如江洲,绝无高峰峻岭,相为起伏。故海舟远望不易见,多有飘过山北,已复引回者。稽诸使录,十人而九也。”

从《隋书》关于朱宽访琉、陈稜击琉的记叙看,显然此时的琉球各岛基本上都处于前封建社会的原始发展阶段,或许是马克思所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具有浓厚的独立排外意识,中国封建王朝与琉球因而未能建立起正式的往来关系。

既然琉球至中国隋代始称“流求”,那么隋代之前又如何称呼?本文认为,似应是中国史籍所称之“夷州”。夷州与亶州近,乃今日本九州岛南之大隅海峡至中国台湾岛南之巴士海峡之间诸岛屿之泛称,实即由大隅海峡南始之琉球群岛和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组成。故将隋代之前之琉球(也包括尚无准确名称的台湾)称为“夷州”,似无不当。

“琉球三十六岛”是又1000年后形成的概念,若以为“琉球”出现伊始便指三十六岛,显然与史实不符。7世纪末日本出现了“南岛”这一地理概念,但也是模糊概念,当时日本对于西南部奄美大岛以远的岛屿分布情况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并不奇怪。中国至明代始称琉球本岛为“大琉球岛”,称台湾为“小琉球岛”,但若论陆地面积,“小琉球岛”却是“大琉球岛”的30倍之多,这就是古代中日两国地理知识尚不发达的表现。

实际上,若依据《中山世鉴》,1264年琉球西北诸岛“来贡”(向中山王国进贡称臣);1266年“北夷”(奄美)大岛“来朝”,自后每年来贡;1390年“南夷”宫古岛、八重山岛“始来贡”,其后每年来贡。至此,琉球三十六岛的格局形成。

(二)琉球人种的诞生与形成

若依据考古发掘的打制石器判断原始日本人的生活年代,仍为3万年前左右。与此相反,对原始琉球人的考古发掘近几十年来大有进展。若按发掘年代排序,则有:1968年,东京大学冲绳洪积世人类遗迹调查团在冲绳岛那霸市山下町第一洞窟,在前人发掘的基础上,发掘出3.2万年前8岁女童腿部骨骼化石3件,称为“山下洞人”;1970年,在冲绳岛距萨崎踏里洞窟遗迹1.5千米的八重濑町具志头采石场,发现了1.8万年前的大量人骨化石,约能形成4具整体人身骨骼,称为“港川人”;2007—2009年,在冲绳名护市字济井出土了7000年前的大堂原贝冢;2009年,冲绳县立博物馆发掘了冲绳岛南城市萨崎踏里洞窟遗迹,发掘出3万年前的幼儿肋骨化石;2012—2016年,“冲绳县立埋藏文化财中心”在石垣市白保竿根田原洞窟风葬墓穴,发掘出约2.7万年前的属于19人的人骨化石1000件,其中有完整的整体人身骨骼,还有4个头盖骨;2014—2016年,冲绳宇流麻市教育委员会在薮地岛一洞窟内发掘出2件1万年前的头骨化石,合为前头骨的一部分,称为“薮地洞人”。

这样,如果从发掘出土物的测定年代看,从山下洞人到大堂原贝冢及此后的贝冢人,就形成了原始琉球人早于原始日本人形成并独自完整发展的链条。这一前后完整而无断续的发展链表明,至晚自山下洞人始,原始琉球人已在琉球定居生活,世代繁衍,原始琉球人与原始日本人的形成和发展有根本不同的路径。

因此似可得出结论,原始琉球人的形成与发展,早于原始日本人。1904年楠堂隐士在《人种之研究》中的主张值得注意。“日本人之祖先是琉球人,琉球语是日本的母语。”“琉球人种是(古马来人后裔的)伊格罗特人种的一种无疑,而且琉球人种是日本(人种)最近的种族。”

而向象贤、伊波普猷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主张的“日琉同祖论”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是不能成立的。这些学者为使远古琉球能与日本扯上关系,可谓绞尽脑汁、无中生有,但终不能取代历史事实。

日方“日琉同祖论”的另一个依据是,根据琉球官修史书《中山世鉴》的说法,琉球开辟之神阿摩美久降临琉球主岛,创立了琉球国。其子孙称天孙氏,相传25代统治琉球。1187年浦添按司(首里长官)舜天建立王朝,成中山王。而传说舜天王是日本第56代天皇清和天皇(850—880年)的八世孙源为朝(1139—1177年)之子。这些记述显然是著述者在日本王朝的压力下、效仿日本史书编造写成的,甚至琉球有人称之为“卖国之书”。尤其关于源为朝之事,难以做出准确判断,故不足为凭。

总之,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些历史时,应注意两点:(1)要相信古人古籍,避免用现代人的认知去设想古人。古人在能力、情操等方面与现代人相比并不逊色,甚至高出许多。如果现代人出于不良目的而歪写历史,则有违史家传统;(2)不能盲信外国学者。要知道,有些历史事实,外国学者不愿意谈,或尽可能回避,或使手段编造。对此,中国学者应有一定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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